一

　　《红楼梦》里涉及的大大小小官司不少，虽然都是虚构，但是作者曹雪芹及续写者以近乎真实的笔触，详尽地描绘了每起官司的起因、过程和结果，艺术地再现了皇权专制下司法审判“权钱”、“权权”交易的本质，深刻地揭示了传统社会衰亡的历史规律。在这些官司中，薛蟠一人就涉及了两次人命官司，即“葫芦命案”和“太平命案”。前后对照不难看出，前案展现的是贾、王、薛、史四大家族“连络有亲、一荣俱荣”，后案则展现了他们“一损俱损”的必然结局。
　　薛蟠前后两次惹了人命官司，第一次是在第4回“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”中，因为与人争抢被人贩子拐卖的英莲，手下豪奴将另一买主冯渊“打了个稀烂”。对待这场人命官司，薛大公子“视为儿戏，自以为花上几个臭钱，无有不了的”。审理此案的知府贾雨村，在听门子详叙了关于贾、王、薛、史四大家族的“护官符”后，汲取了原来做官失败的教训，给了冯家许多烧埋银子，“徇情枉法，胡乱判断了此案”。事毕，为了表功，贾雨村还“急忙作书信二封，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，不过说‘令甥之事已完，不必过虑’等语”。
　　相对于第一场“葫芦命案”的轻松逍遥，约十年后的“太平命案”却让薛大公子吃尽苦头。“太平命案”始于第86回，所涉笔墨几乎贯穿全书后40回，可见作者颇费心思。这次命案是因为薛蟠外出置货，行经太平县，在李家店歇宿喝酒时，眼看酒保张三老是拿眼睛瞟薛蟠带去的戏子蒋玉函，就故意斗气找碴打架，拿碗砸了张三的脑袋。张三头上冒血，没过多久就咽了气。薛蟠被当地官府拿住，自认“斗杀”，招供在案。后来薛姨妈等花了几千两银子打点，才把知县和涉案证人全都买通，将供状里的“砸”改为“磕”。这一改，就说明张三是自己拿脑袋凑上来，致命的囟门处正好“磕”到薛蟠洒酒的酒碗，以致受伤而死。按照当时法律，误伤致死属“过失杀人”，可以拿钱财抵罪。大清律例里有明码标价，收赎过失杀人绞罪，给予“被杀之家”营葬费用，折银十二两四钱二分。
　　可是这命案要结还没那么容易。到了第91回，薛蟠寄信回家，告知此案由县里呈报府里，又由府里呈报道里，却在道爷那里卡住了，叫家中连忙带银子去疏通。薛姨妈只得兑了银两让侄儿薛蝌连夜启程。第97回，因贾宝玉与薛宝钗议婚，薛蝌再去见薛蟠，告知此事，顺便打听案件审详之情。回来后，薛蝌告知薛姨妈，上司已经准了误杀，可以备办银两以期赎罪。不料横生变故，到了第99回，已外任江西粮道的贾政偶阅邸报，见有刑部关于薛蟠命案“串嘱尸证、捏供误杀”的题本。题本写明，不但薛蟠依律“拟绞监候”，连州县亦因承审不实而获咎。所谓“监候”，指的是监着守候秋天大审(清朝司法审判制度，对于一些判处死刑的罪犯，不立即处决而在第二年秋天对其进行复核和复奏)。一直到了第119回，事件才突现转机，“皇上又看到海疆靖寇班师善后事宜一本，奏的是海晏河清，万民乐业的事。皇上圣心大悦，命九卿叙功议赏，并大赦天下”。如此这般的一波三折后，在第120回，伴随着全书的结束，此案终于尘埃落定——“且说薛姨妈得了赦罪的信，便命薛蝌去各处借贷，并自己凑齐了赎罪银两。刑部准了，收兑了银子，一角文书将薛蟠放出”。

　　二

　　反观“太平命案”整个过程，四大家族对此几乎都采取了集体沉默的态度，没有人真正为薛蟠出头说话。薛蟠之妻夏金桂，毫不避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懑：“平常你们只管夸他们家里打死了人一点事也没有，就进京来了的，如今撺掇的真打死人了。平日里只讲有钱有势有好亲戚，这时候我看着也是唬的慌手慌脚了。”如果说一个妇道人家，得知自己丈夫五花大绑进了大牢，情急之下口无遮拦，罔顾事实的话，那么贾政的消极表现则从侧面印证了此事。面对薛姨妈的多次请托，贾政要么是“含糊应了”，要么借口推托“此事上头可托、底下难托，必须打点才好”。按常理推论，涉及四大家族的命案，哪怕他们不主动过问，也应该早有献媚邀宠似贾雨村者为之纾难，再不济也能提前得到案件相关细节和进展，可是贾政居然一无所知，他本人也是通过邸报才了解一二，而且看了之后还暗自担心，恐怕对自己有挂碍。甚至最后得知薛蟠“拟绞监候”，太平知县也被革职，再无牵连到他了，“才放心”。这哪里还是当年门子介绍“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，不但官爵，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了”的光景?
　　更为奇怪的是，“太平命案”刚发时，太平知县已经知晓薛蟠的家世背景，却敢太岁头上动土，索取贿赂，丝毫没有畏惧忌惮之意。此后的道台、节度使和刑部，也都没有顾及皇帝勋旧的贾府，反而趁机刁难，个个狮子大开口，薛家几乎被整得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。
　　同样是人命官司，同样发生在一个人身上，却有截然不同的结局。前一场只需一张“护官符”，当事人都不用露面，就可以拍屁股轻松走人;后一场送钱如流水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死罪不免，个中原因是什么?
　　当然，从两起命案的性质上分析，“葫芦命案”行凶的是薛蟠手下豪奴，“太平命案”主犯就是薛蟠本人了，理应重判。但是分析根本原因，不外乎是四大家族“山头主义”的塌陷、“圈子文化”的崩溃。
　　“葫芦命案”发生的背景正值贾、王、薛、史四大家族权势熏天、煊赫一时，“皆连络有亲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，扶持遮饰，俱有照应的”。“太平命案”中，四大家族已是风雨飘摇、岌岌可危，自身都难保，哪还有收拾这个烂摊子的能耐?
　　先看最有权势的贾、王两家。贾家当年不惜代价打造大观园迎接元春省亲，竭力支撑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的“虚架子”，就是为了显示皇亲国戚显赫的气派。可好景不长，第95回元春病逝，意味着贾家与皇室最重要的联系断掉了，贾府在权力上失去了优势，自此败落加速;至于财力方面，早在第72回贾母过生日之际，由贾琏向鸳鸯商议偷出贾母不用的器具变换现钱便可见一斑。关于王家，王家最大的靠山是王子腾，王夫人和薛姨妈的哥哥、薛蟠的舅舅，一出场就官至京营节度使，负责京城卫戍之要职。第95回，王子腾更是升了内阁大学士，可谓平步青云。蹊跷的是紧接着就传来了他在进京路上暴死的消息。如果王子腾殒命算是偶发事件的话，那么他在两次命案中的迥异表现更是值得玩味。“葫芦命案”摆平后，王子腾曾主动邀薛姨妈一家上京，以便约束教管薛蟠，但是“太平命案”从发生到他死亡，长达十回、叙事时间近一年里，却始终不现他的只言片语。不祥之兆，暗寓其间。此外，王子腾这个顶梁柱轰然倒下后，海疆御史没有放过他，参了一本说他在任上留下大量亏空，虽本人已死，应该由其弟王子胜和侄子王仁负责赔补。王仁于是投奔贾府，希望从王熙凤那里得些帮补，分些妹子的衣物和私房钱。在要求没有满足的情况下，王仁竟然狗急跳墙，串通贾环卖了亲外甥女巧姐。王家败落下场可想而知!
　　缺少了贾、王两家的权力荫庇，薛家要保住薛蟠的性命，只能是“京里的官商名字已经退了。两个当铺已经给了人家，银子早拿来使完了。还有一个当铺，管事的逃了，亏空了好几千两银子，也夹在里头打官司。你二哥哥(薛蝌)天天在外头要账，料着京里的账已经去了几万两银子，只好拿南边公分里银子并住房折变才够。前两天还听见一个荒信，说是南边的公当铺也因为折了本收了”。打通每道关节，就要满足层层贪得无厌的盘剥。原本殷实的皇商买办，也禁不起银子花得跟淌水似的，薛家在经济上逐渐陷入了困境。
　　至于史家，用贾母的话说，前几年就垮掉了。书中没有直接描写史家境况，只提到了两个叔叔史鼐和史鼎。为减少开支，史家尽量减少使用下人，史湘云寄人篱下，还要做针线活儿到深夜——生计想必也是每况愈下。
　　四大家族败落的表现形式尽管不一，但最终结局都相差无几，用《红楼梦》的原话说，就是“为官的，家业凋零。富贵的，金银散尽……好一似食尽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!

　　三

　　官僚集团拉帮结伙搞朋党政治，是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的痼疾。北宋欧阳修在《朋党论》中指出其弊端：“及其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交疏，则反相贼害”。贾、王、薛、史四大家族，得势时相互庇护，能量极大，敢于视人命如草芥，公开践踏司法公正，严重破坏政治生态。等到势失财散的那一天，面对乌烟瘴气、秽浊不堪的腐败官场，就该轮到自己饱尝恶果了。
　　朋党政治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“山头主义”、“圈子文化”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。“山头主义”、“圈子文化”的蔓延，既是政治生态恶化的产物，又是破坏公平正义的毒草。历代统治者都对此十分警惕，一旦发现必然严惩不贷。
　　我们党对于这个问题，从一开始就是旗帜鲜明，坚决抵制。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，“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‘圈子文化’，整天琢磨拉关系、找门路，分析某某是谁的人，某某是谁提拔的，该同谁搞搞关系、套套近乎，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”，表示“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。干部都是党的干部，不是哪个人的家臣”。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也强调，“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、拉帮结派、利益输送，决不允许自行其是、阳奉阴违。”
　　铲除“山头主义”、“圈子文化”，首要的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、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，立起来，严起来，真正管住广大党员干部。同时，还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，坚定不移地贯彻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，只有多管齐下，综合治理，“山头主义”、“圈子文化”才能失去存活的土壤，不再有“风光”的市场。(聂达) 

选自江苏省纪委网站